在传播学的早期拓荒者当中，格雷格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绝对属于一个异类。他是许多重要的传播学议题研究的开创者，传播生态学的启蒙者，他从传播的角度研究精神病，从而使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奇妙世界。 他参加了建立控制论的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s），与维纳等人一起建立了控制论。他的许多警句令人深思，如“逻辑是贫乏的因果模型”、“信息是生异之异” （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数字和数量是不同的”、“地图不是领土”等给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很多启迪。他来去自如地出入人类学、语言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传播学、精神治疗等诸多不同的学科，是矛盾性的诸多学科的贡献者和背叛者。在贝特森的一生中，可以说他对每一个学科的参与都改变了该学科的面貌。
1904年，贝特森出生在英格兰的格兰切斯特，父亲是著名的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贝特森于192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然史专业，随后继续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1930年，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以后的贝特森在新几内亚作了为时两年的人类学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塞皮克河流域雅特穆尔人的社会结构。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他在1932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研究文章，深受好评。但是同行的掌声没有淹没贝特森对自己的反思，他在检视这次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实证明这种评价只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新秀对自己的苛求而已，这段生活并不像贝特森所说的一无是处，至少他在那里认识了当时同为人类学家的马格里特·米德（Margaret Mead)。米德生于1901年，比贝特森大三岁。米德后来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女人类学家，是美国现代人类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而正是在这段研究时光中贝特森结识了米德并且一见钟情。这对年轻且志同道合的学术情侣不久就在1936年选择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在新加坡结成伉俪，开启了比翼双飞的学术生涯。婚后不久，贝特森和米德就前往印度尼西亚研究一个山区社群 — — 巴厘人。在有关巴厘人的研究中，他们首次利用电影和照相技术进行人类学研究。仅在《巴厘人性格：摄影分析》（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一书中，就收录了700多张黑白摄影照片，这项研究开创了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先河。
1940年贝特森来到美国，起初是以巴厘文化专家的身份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二战爆发后，贝特森一度也曾以人类学电影分析家的身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对德国宣传电影进行分析研究。1943年到1944年贝特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战时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0SS）签订有服务协议，和战时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贝特森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哥伦比亚大学和政府签有服务协议）也加人了战时临时机构，进行一些应用传播的研究。1944年到1947年，贝特森主持了著名的“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项目。贝特森在二战期间的这段经历，造成了后来他对应用科学的负面评价。事实上，贝特森一开始并不愿意为军事或情报部门工作，甚至在战略服务办公室（0SS）工作后，贝特森仍在为人类学家在战争时期把知识作为武器的行为在伦理上感到困扰。尽管米德和贝特森都对心理战中使用的欺骗感到困扰，但是米德没有贝特森严重。二战结束以后，天生乐观的米德没有失去对科学的基本信仰，她认为科学如果被负责地应用，就会促进社会问题的改良和解决。但是贝特森却为战争期间的经历深感不安，他认为将科学应用于社会具有内在的危险性，科学最大的作用是形成理解而不是促进行动。
综观整个20世纪40年代，贝特森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活动是参加了罗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领导的跨学科的控制论研究团队。在1942年召开的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上，贝特森遇到了沃伦·麦克罗齐和朱利安•比洛奇，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在学术圈尚显新潮和艰涩的概念 — — “反馈”（feedback）。贝特森通过对自己以往研究的反思认为其在1936年写作的人类学研究杰作《纳文》缺少的东西就是这种“反馈”的阐释框架。系统论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离不开二战期间贝特森和马格丽特•米德的开创性贡献。贝特森认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信息的流动最为特殊和重要，因为只有信息的流动可以从A处到B处然后再回到B处，实现循环往复而不会消泯。贝特森还发现了系统的层次和等级问题。贝特森把信息定义为“生异之异”。贝特森解释说，神经细胞只在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才向大脑报告，信息就是差异和不同。贝特森还认为，信息并不是固定不变地固守在某一个点上，信息永远都处在一个“回路”（circulation）中。在回路中，信息不断地进行互动和影响。
1947年，贝特森和米德长达十一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和米德离婚之后，贝特森在中国、缅甸、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印度都从事过短期的教学工作。等待这段仓促的旅程结束以后，贝特森前往加利福尼亚，他反叛了主流的人类学家（主要因为主流人类学家忽视他），开始研究传播学和心理学。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资助研究“双重束缚（Double Bind）”问题。贝特森研究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传播，这种传播现象被他称为“双重束缚”。双重束缚表现为传播与行为的矛盾性撕裂或是一个陈述本身暗含一个与自身主张相反的意义。此间，他还获得梅西基金会的资助用于研究精神病学。在度过这段充实的研究时光以后，贝特森来到旧金山，又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动物传播研究。他曾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养了一只章鱼，花费一年的时间进行观察研究。不幸的是，由于这个研究的资助中断导致了研究的流产。
贝特森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思考大多数集中在他于1972年出版的《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这本书中。贝特森在这本书中探索了“精神”（mind）的概念。“精神”被贝特森用来说明复杂、自治和控制的系统，如生态、组织、心灵和文化。贝特森改述了帕斯卡的一些表述，认为“精神有属于它自己的我们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动机”以及“精神有自己精确的运算法则”。运算法则是一个数学用语，贝特森用这个词语来解释我们认识、思考和行动的潜在前提。在贝特森看来，所有的认识和反应，所有的行为，所有的神经病学、生理学和内分泌学， 所有组织的进化都可以被看成是传播现象，这些领域都受到传播法则的支配。晚年的贝特森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夏威夷，他和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很多科学研究上的合作。在夏威夷的这个时期，贝特森发展了一种新的宏观的认识论。贝特森把“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观点带人了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贝特森发现西方文化的思考习惯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单方面控制一个部分，据此认为另一个部分是敌对的，如“人类征服自然”、“人与社会”、“我们与他人”、“精神与肉体”等， 从而忽略这些部分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背道而驰。
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学派（Palo Alto Group）的奠基者和早期核心人物，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如杰伊·哈利和保罗·瓦拉茨维克以及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贝特森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了“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问题。“元传播”的理论认为，人类的传播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意义明确的言语传播，另一种是意义含蓄的传播，即元传播。“元传播”是一种抽象水平的传播，依赖于传播双方的关系和对于所传递的信号，通常是对意义不明确的隐喻信息的辨识和理解。贝特森用“元传播”理论分析了游戏的本质。他认为，游戏是信息交流和操作的过程，其特征就是“元传播”。也就是说，游戏过程要以游戏双方能识别对方的游戏意图为前提。贝特森最杰出的学生之一是瓦兹拉维克（Paul Watzlawick）。瓦兹拉维克1967年出版的《人类传播语用学》（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是传播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瓦兹拉维克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为五个传播命题，综观这五个传播命题，无一例外地都源自贝特森研究的启迪，其中许多都集中在1972年的《走向精神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这本书中。这五个传播命题分别是：（1）人类不能不传播。每一个行为都是一种传播，人们不可能不传播信息。（2）每一种传播都有内容意义（content meaning）和关系意义（relational meaning）两个方面，后者对前者进行分类并构成元传播。（3）关系的本质依赖于沟通者交流过程中的停顿。（4）人类传播包括数字和类比两种形态。（5）人际传播的过程或是对称的或是补充的。这五个命题后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经典命题。
1980年7月4日，时年76岁的贝特森因为癌症逝世于旧金山的公寓，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至此走完了自己博学而精彩的智识人生。与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卢因、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一样，贝特森对传播的研究也是偶尔驻足，与四位奠基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局限专业或是方向，而是试图用一种统一的范式来理解我们存在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 — 这种范式就是传播。贝特森的大部分工作在有生之年不被理解或是不受欣赏，这主要因为他总是用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并挑战学科的界限，无一例外地成为他所涉足的每一个学科的背叛者。在学术分野森严的现代学科制度中，用自己的行动勾连起了世界其实有其内在统一性的本质。这也许就是今天学术界所提倡的跨学科研究的早期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贝特森就是学术史进化道路上跨学科综合研究进路的先知。不只在当时，即便是在今天，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对今天有智慧和勇气的学人而言仍然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
(刘蒙之. 人类不能不传播 — — 格雷戈里·贝特森及其学术思想[J]. 理论界, 2009(9):164–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