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一词来源于日本。早年间，日本还在使用木版印刷的时候，便把出版印刷称之为“出板”，后来随着西方活字印刷技术在日本的推行，“出版”逐渐取代“出板”。中国开始使用“出版”一词，是在晚清时期。清末思想家黄遵宪在其1895年发行的著作《日本国志》中，第一次将日语的“出版”一词转换成汉语。从此以后，“出版”便成为印制作品，以实现文字传播行为的专业词汇。
中国出版业也正是从清朝末年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现代化面貌。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各国的政治体制发展逐渐趋于成熟、规范，西方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出版业整体也从开始的政论报刊逐渐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书刊。
中西方国家国力悬殊，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后，自然也将现代化的出版业带到到了中国。再加上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工商业已经兴起，国内以商业为目的而创办的报纸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国出版业就此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然而，晚清时期被动的政治格局让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各种政治派别纷纷产生，彼此激烈交锋。社会的剧烈变革，让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走到了摇摇欲坠的境地。这一时期，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已不在少数，思想启蒙的社会风气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局限。于是，很多文人决定用先进的西方知识来武装自己。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式民营出版业开始脱颖而出。出版者根据实际的社会需求，以翻译西学图书、编写教科书、出版小说为三大出版门类，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阅读范围，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以民营出版业为主导的出版业体系，也一直从清朝末年延续到民国时期。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社会形势下，关心民族存亡的文人们开辟了一条发展近代出版业的道路：一方面，他们以出版为“救国”呐喊，启蒙民智；另一方面，他们也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促使中国出版业走向产业化的道路。中国出版业便是在这样的发展状况下迎来了辛亥革命，进入跌宕起伏的民国时期。
民国出版业的开端时期：“五四运动”新思潮下的出版变革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但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之后，新闻自由体制被袁世凯政府推翻，出版事业也难以幸免。而到袁世凯逝世之后，北洋军阀政府一直忙于应付内战，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这便间接地给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正是出现于这一时期。《新青年》借助于出版与传播的力量，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1917年1月，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随之迁入北大，出版业第一次从社会进入高等学府。作为全国学术力量最为雄厚的高校之一，北京大学的声望成功使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出版业的影响力迅速扩展。
新文化和新出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互为促进之势。在宣传新思潮的同时，新出版也反过来影响出版业自身的创新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寻求进步，还出现了数量丰富的出版物及出版物内容。而民国出版业相较以前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便是在出版管理体系以及对出版物的要求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集中体现在选题组稿和装帧印刷两个方面。
选题是出版业流程的起点，也是最影响出版物质量的环节。因各个书局编辑人员素质、规模组织的大小以及编辑出版方针的不同，选题范围、重点和质量也往往有较大差别。一般而言，民国时期大书局出书较为综合，编辑力量雄厚，选题范围广泛，并且质量也有保证。这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出书往往能够引领潮流，并兼收一大批优秀人才做保障，其选题的创新水平和策划含量大大高出其他出版同行；中华书局的编辑力量虽然稍弱于商务印书馆，但它善于借鉴他人成功选题的思路，并注意进行改进和提高，因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出版竞争十分激烈，一些实力较弱、规模较小的中小书局为了求生存，会另辟蹊径，在选题上选择比大书局更先锋大胆的内容。
民国时期的稿件来源，主要有作者自投稿、关系推荐稿、出版社征稿、出版社约稿、编译所内部稿五种形式。其中尤以编译所内部稿最为特别，因为当时大书局教科书或者工具书的编写，往往由编译所内的编辑人员完成。这种在编辑人员工作时间内完成的稿子，便称为“内稿”。撰写内稿的编辑，有作者署名权，而其他版权则归属于书店所有。如今，写内稿的编辑数量若与民国时期相比，便少得多了。
在装帧方面，民国时期出版业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古代的图书装帧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最终定格为统一的线装形式。到清光绪末年，随着石印、铅印技术的广泛应用，线装书的书衣开始舍去书名签条，改排铅字。到民国初年，铅印本书刊的外在形式受到日本出版业多方面的影响，弃线装而改为平装。
民国时期的书籍装帧艺术也开始出现巨大变革，这其中尤以鲁迅功不可没。在鲁迅的倡议和引导下，一大批青年装帧设计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大都有留学背景，勇于创新，大胆尝试，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般而言，大书局出版作风沉稳，不喜欢冒险，表现在装帧上，便偏向于严肃与规整；中小书局出版作风相对新锐大胆，因此在装帧上更趋向于新奇和变化，个性化特色鲜明。
这一时期书籍装帧的进步和成熟，还表现在整体书装设计意识的加强上。不光是封面，还有封底、书脊、勒口、环衬、目录、衬页、扉页，甚至广告页等书籍的其他部位，都一同被纳入设计范围之内。而图案、颜色、字体、版式，乃至材料、印刷与装订工艺等其他设计元素，同样也在设计环节之中。作为书籍装帧重要元素的插图，则运用得更加普遍，类型上也日渐丰富。除了传统的版画以外，人们在书籍中还能看到照片、漫画、油画、水墨画、素描、钢笔画、碑文拓印等多种类型的插图，用以提高书籍内容的表现能力。
民国出版业的全盛时期：四大出版中心城市的确立
1928年 12月，奉系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声明正式服从国民政府。至此，国民政府在组织形式上终于归于一统。1928年到抗战前这十年，便成了民国相对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因此，这时期的中国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为同时期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
中国出版业迎来了自民国成立以来最为辉煌的黄金年代。除了早已成立的大书局规模进一步扩大之外，大量新中小书局纷纷在这一时期创立。而书刊出版物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达到中国出版史上的顶峰。其中不少出版物质量上乘，直到今天依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而上海、南京、北平和天津这四大出版中心的确立，更是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全盛时期的到来。
在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上海一直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这与近代上海迅速崛起紧密相关。开埠以前的上海，还只是江苏省松江府下属的一个普通县城；但到了清朝末年，正式开埠的上海随即以超常的速度膨胀发展。
上海总人口数在1900年时为100万，1915年便超过200万，到1930年更是突破300万，一跃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仅次于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日本东京和德国柏林。正因为如此，上海一直是中国的外贸、金融和工业中心。发达的工商业，为上海出版业提供了技术革新的动力。各种先进的印刷机械和印刷方式，都被不断地介绍和引进到上海。在这样快速的节奏下，原先中国传统的刻印被淘汰，石印、铅印、胶印这些全新的印刷技术随之而起，成为出版技术的主流。因此，上海一直是全国印刷条件最好、印刷设备最先进的城市。
除此之外，上海还设有全国最大的租界。租界的存在使上海留有政治控制和文化管理的缝隙，思想和言论自由在上海租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出版业在上海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特点。租界甚至一度成为进步人士的活动基地，为民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的事业发展搭建了理想平台。
1927年，南京被定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出版业以此为契机，短短十年间，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官办、民营商办以及上海出版业的南京分店，这三股力量共同撑起了南京出版业的繁荣。而这其中，官办出版依靠着政治的优势成为南京出版业的中流砥柱。
在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之后，之前一直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被改名为“北平”，从此失去政治优势。虽然北平不再是政治中心，但昔日多年政治中心的地位依旧给其出版业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北平仍然是全国学术力量最为雄厚的城市。而这一点也给北平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作者资源和坚实的出版基础。因此，与上海带有商业色彩的经营型出版业，以及南京带有官方色彩政治型出版业不同，北平出版业主要以学术出版为主，带有强烈的专业性。
天津出版业的繁荣，主要也和开埠有关。清末，清政府洋务派把开埠后的天津作为北方的活动基地，致使天津现代出版业开始起步。到民国时期，天津已经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经济和工业实力雄厚，再加上和北平距离较近所产生的“双城效应”，使得天津成功位列四大出版中心城市之一。
民国出版业的艰难时期：八年“抗日战争”的打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序幕。8月13日，日本海、陆、空三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抗战不到半年，华北危机，北平和天津依次沦陷；沪战不利，上海和南京相继失守。在四大出版业中心城市全部沦陷之后，中国出版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抗日战争”直接导致民国时期出版业由盛转衰。
战火纷飞，民国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出版业也随之向大后方转移。在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重庆出版业靠着从全国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盛极一时，一举取代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
伴随着“淞沪会战”的破坏以及大批出版机构的内迁，上海的出版业不再像昔日那样繁荣。但尽管如此，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业在租界的庇护和特殊的经济环境下，依旧保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仍居全国前列的出版物数量上，更体现在一大批活跃在上海租界里的爱国出版工作者。他们出版大量的抗日书籍，发扬抗战精神，宣传持久抗战必胜的道理，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信念。
另一个“抗日战争”的重要出版中心则是中国香港。香港是位于华南地区的一块政治飞地，从出版战略地位来看，它和上海租界刚好形成呼应之势。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出版机构，早在抗战前就已经在香港买地建厂，以防不测。抗战开始，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的大批文人纷纷来到香港，直接推动了香港出版业的繁荣。“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所有沦陷区的出版业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除了香港。香港出版业凭着自身特殊的条件，从落后到繁荣，成为出版中心城市中的唯一例外。
民国出版业的最后岁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之苦后，大后方出版业的工作者开始了复员布建的工作。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四个战前的出版中心随着各大出版机构的纷纷回迁，再度从沉寂中兴盛起来。
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废除出版检察制度办法》。紧接着于第二年3月又宣布取消收复区新闻检查制度。乘着抗战胜利的热情和审查政策放宽的机遇，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创办和复兴出版业的小高潮。
但到了1946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刚刚复苏的出版业又出现了大幅度滑坡和倒退。即便如此，出版业作为文化的重要堡垒和舆论宣传的主要方式，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国民党依靠着自己执政党的有利条件，从抗战胜利的复员布建，到纸张的配额比例，都先给本党派系的新闻出版机构以优先的权力；而共产党也不甘示弱，一贯重视宣传又善于利用策略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两个不同的区域，采用“双管齐下、区别对待”的出版方针。
也正是从“国共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全国性的新闻杂志清查换证工作。对不合己意的书刊，在办理重新登记手续时，多方推延和阻挠。1947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危害国家治罪条例》，对发行中共思想的出版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到1948年7月，由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刊物屡遭封禁。在国民党一系列的查封和停刊政策下，中国出版业陷入了停滞的局面。
1947年6月30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揭开了“国共内战”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依次展开，并均取得胜利。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南京；5月25日，解放上海。至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均被中共接管。
接管了各城市的出版工作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办法的指示》和《关于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指示》，并且依据新闻出版机构的政治背景和对待中共的态度，做出区别对待：属于国民党阵营或支持国民党的出版机构，予以没收；属于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予以保护，并令其向人民政府依法登记；属于民营及非官僚资本经营的，仍准继续营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国出版业就此告别民国时期，走向了新的历史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