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人类需要更好地知道如何变得更好。
这是软件基础设施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科利森（Patrick Collison）和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861年，美国科学家和教育家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建立一种新型的研究机构。他认识到 “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科学文化对工业和民族文明的积极影响”，以及他所称的“工业艺术”（Industrial Arts）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于是他提议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专门研究实用知识。他将其命名为麻省理工学院。
罗杰斯是19世纪晚期众多改革者之一，他看到美国取得进展的能力可以大大提高。这些改革者借鉴了德国大学在海外的成功模式，意识到集中教授研究和教学的结合可以成为推动研究进步的强大动力。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罗杰斯、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亨利·塔潘（Henry Tappan）、乔治·海尔（George Hale）、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人创立并重组了许多现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通过根据他们的理解采取行动，他们参与了一种有意识的“进步工程”（progress engineering）。
“进步”本身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我们所说的“进步”是指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生活和提高了生活水平的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组织方面的综合进步。由于一些原因，目前还没有一个基础广泛的知识分子运动专注于理解进步的动力，或者专注于加速进步的更深层次目标。我们认为，它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我们建议设立“进步研究”（Progress Studies）这一学科。
在深入研究“进步研究”需要什么之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仍然需要取得很多进步。我们还没有治愈所有的疾病；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要让世界上大多数人过上今天最富有的人那样舒适的生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最好地预测或减轻各种自然灾害；我们还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廉价和快捷地旅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改进的机会仍然非常多。
这些都是重大挑战。许多进步也可以来自更小的进步：成千上万的微小的进步相互结合在一起可以代表社会的巨大进步。例如，如果我们的发现和发明每年能使生活水平提高1%，那么孩子们成年后将比他们父母的生活水平好35%。如果他们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3%，那么这些孩子长大后将比他们父母的生活水平好2.5倍。
无论是从大的改善还是小的改善来看，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回顾过去，令人吃惊的是，进步的分布是多么不均衡。在古代，古希腊人是一切事物的发现者，从拱桥到球形地球。到了1100年，对新知识的成功追求可能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中东的部分地区。在文化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丰富了全人类的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作的杰作仍然是当地经济的命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英格兰北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提高了每个人生活水平的发现是在相对较小的地理范围内的创新努力中产生的。今天的例子包括软件领域的硅谷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瑞士巴塞尔地区。
这类例子表明，有些生态系统可能比其他生态系统更善于产生进步，也许是数量级的进步。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到底能有多大的生产力？为什么硅谷会发生在加州而不是日本或波士顿？为什么20世纪初的德国和中欧的科学如此强大？我们能否有意地创造出最有利于这种进步的条件，或者有效地调整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
这正是“进步研究”所要研究的内容。它将尽可能广泛地考虑这个问题。它将研究迄今为止出现的成功人士、组织、机构、政策和文化，并试图制定有助于提高我们在未来产生有益进步的能力的政策和处方。
按照这些思路，全世界将受益于有组织的努力，以了解我们应该如何发现和培训优秀的年轻人，如何最有效地交流和分享想法，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参与者（包括科学家、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应该有哪些激励措施，不同的组织在生产力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驱动因素），如何挑选科学家并为其提供资金，以及许多其他相关问题。
现有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涉及这些主题，但都是以一种高度零散的方式进行的，没有直接面对一些最重要的实际问题。
设想一下，你想知道如何最有效地选拔和培养最优秀的学生。虽然这是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慈善家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但关于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的知识却分散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s）的文献研究了哪些测试能预测成功。社会学家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网络来寻找人才。人类学家研究天赋如何取决于环境，历史计量学（historiometric）文献研究艺术创造力的集群。关于何时以及是否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练习”才能取得真正的优秀成绩，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教育学文献研究的是“天才少年中心”（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等选拔人才计划。人格心理学家研究了开放性或自觉性对收入的影响程度。最近，在运动计量学方面也有研究，观察哪些数值变量可以预测运动员的成功。在经济学方面，拉吉·切迪（Raj Chetty）和他的合著者研究了最能鼓励创新者的背景和社区。这些学科的思考者不一定参加同样的会议，在同样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
当我们考虑进步的其他主要决定因素时，我们发现对核心问题的参与度不够。例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管理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之间的绩效差异。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意大利，一项特定的干预措施 — — 向企业传授更好的管理实践 — — 与没有接受培训的同行企业相比，在15年内，生产率提高了49%。这种情况的适用范围有多大，是否可以重复进行？经济学家们已经了解到，企业的生产力在一个特定的行业内通常会有两到三倍的差异，这意味着管理科学和组织心理学的首要任务是了解这些差异的驱动因素。与此相关的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信任度较高的组织可以更有效地授权，从而提高组织的反应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像Y Combinator、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和ARPA这样的组织，在推动远远超出其范围的进步方面有着惊人的成绩。虽然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存在，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还相当不足。这些例子共同表明，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找出能提高人类组织的效率、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干预措施。
同样，尽管科学创造了我们的许多繁荣，但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自己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思考如何组织科学。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皮埃尔·阿祖莱（Pierre Azoulay）和合著者得出结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向有潜力的科学家提供的长期资助，使这些科学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可能性提高了96%。如果这一发现被证实，它表明目前的资助机制可能远远不是最优的，部分原因是它们没有足够重视研究的自主性和和风险承担。
更广泛地说，人口统计学和体制动力使我们支持科学的方式发生了巨大但无形的变化。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最大的科研资助机构）报告说，在1980年，它给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40岁以下）的资助是给职业生涯后期的科学家（50岁以上）的12倍。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50岁以上的科学家获得的资助增加了5倍。这种倾向于资助年长科学家的做法是一种进步吗？如果不是，科研经费应该如何分配？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按照美国的思路来组织他们的科学机构，或者说是刻意改变？尽管这些问题很重要，但对科学实践和资助方式的批判性评估却很缺乏，原因或许并不奇怪。这样做将是“进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进步研究”在领域和机构中都有先例。创新经济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应该在经济学中占据更大的位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科学与想象力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试图通过小说和叙事来鼓励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思考：它观察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想象力和雄心壮志本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呼吁开展一场“应用历史”（applied history）运动，以便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并将其应用于现实问题，包括向政治领导人提供建议。如果像这样的想法和制度是一个明确的、更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可能会更有效。
在一个有“进步研究”的世界里，学术部门和学位课程不一定要重组。那很可能会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相反，对进步的新关注将更类似于一种思想学派，它将促使学术界、慈善家和资助机构将优先事项分散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希望看到社区、期刊和会议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这种转变以前已经发生过。在我们认识到“气候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人们已经在环境科学、物理、化学、海洋学、数学和建模、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生态学和其他领域进行了大量出色的气候科学研究。同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命名也帮助经济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把财政政策作为对抗经济衰退的工具，正如“货币主义”的名称让人们对围绕货币供应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提出的“进步研究”与许多现有的学术研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仅仅理解并不是目标。当人类学家看待科学家时，他们试图理解这个物种。但从进步研究的角度来看，隐含的问题是科学家（或科学家的资助者或评估者）应该如何行动。“进步研究”的成功将来自于其识别有效的进步干预措施的能力，以及这些措施被大学、资助机构、慈善家、企业家、决策者和其他机构采用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研究”更接近于医学，而不是生物学：其目标是治疗，而不仅仅是理解。
我们知道，对一些读者来说，“进步”一词可能听起来过于规范。然而，这是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提出战后科学资助理由的明确基石，这一理由促成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在一个好的项目经费难求，甚至是濒临破产的时代，我们必须肯定地提出研究如何改善人类福祉的理由。这种可能性是美国民众热衷于支持追求知识的根本原因，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知识领域的组织，作为公认的努力和资金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自从欧洲早期的大学为推动神学思想的发展而形成以来，研究的领域已经大大扩展了。有组织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后来催生了更深入的研究 — — 举几个例子 — —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经济学。每一门学科及其分支领域，都产生了许多后来的变革性发现。简单地说，我们的观点是，这一进程尚未达到自然的终点，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对进步本身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明确研究。
编译自：We Need a New Science of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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